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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 (转载)马勒：第二交响曲 听过马勒第一交响曲的朋友，一定还对那篇名为“猎人的葬礼进行曲”的乐章印象颇深吧。它描绘了一群动物为死去的猎人举行葬礼的场面，既阴森怪诞，又有几分诙谐，象是小孩子们在玩着把戏。但是在接下来的第二交响曲中，马勒要动真格的了，不再是一幅渗透出一点死亡气息的幽默图画，而是要用一部空前巨型的交响曲来郑重其事地思考生死问题了。 这对于一个还不到三十岁，正在欧洲各大剧院经历着一场场成功，声誉鹊起的年轻人，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其实以马勒个人那些终生都难以摆脱的感伤厌世的情素相处于那个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世纪末，正可谓生逢其时。动荡的社会和冗杂的人心使敏感的艺术家最容易萌生苦闷的心绪与悲观幻灭之感，于是颓废主义应时而生，宿命论风行一时。青年才子们纷纷钟情于恐怖死亡的主题不能自拔，乐于从奇异的题材和人类病态的情感中猎取灵感。领军的王尔德甚至宣称其视“悲哀为唯一真理”。这固然是艺术家本性上对于传统的的反判，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逃避与解脱。“在这动荡和纷乱的年代，在这绝望和纷争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使人忘却，使人欢乐，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何方呢？”（王尔德）从这些言论我们似乎不难理解同样处境的马勒为何那么醉心于生死与超越，以那些庞然大物的交响曲背负起时代的精神几乎成了他的使命，因而它不是以悲哀结尾，便是向往宁静的天堂。除了社会风尚的影响，他创作动机的另一半却是源自个人的身世的感怀。马勒其人之生，似乎与忧具生，他的厌世情结更是由来已久。幼年时期死亡的隐影就笼罩在家中，一次次降临到他的身边。家里十四个孩子竟有八个夭折，死亡不再是生命中的大事而让少年习以为常。他后来能清楚的回忆起一个妹妹去世时一个让人揪心的场面“她在床的四周放上蜡烛，随后她躺在床上，把蜡烛点着，她本人几乎是完全相信，她就要死了”。在他青年时的一部歌剧习作中，马勒曾经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他另一个去世的弟弟：“我重新漫步在熟悉的地方，弹七弦琴的人站在那儿，向我张开双臂。我去一看，那竟是我可怜的弟弟。”这可能是马勒第一次用艺术的形式对死亡进行思考，那种梦的特征和幻想显然是对他心理上痛苦的一种补偿。后来，马勒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时，却忽然写了一组令人心悸，浸满忧伤的《亡儿之歌》，很难不让人想起他生命中那些悲剧事件的，显然，这是对那些尚未成长的弟妹们在天堂中的祁福和与哀思。 1889年是马勒生命中重要的一个年份，2月份他的父亲辞世，多病的母亲也在秋天离开，妹妹莱奥随之罹病而去。正当马勒挑起家里的担子，准备安排天资颇高的弟弟奥托去接受音乐教育时，奥托留下一张字条，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字条上写着他对生命不再感兴趣，退回了它的入场券。严酷的命运几乎从马勒身边夺走了一切，他所能做的却只是一场场送别。生别常恻恻，死别已吞声，马勒不禁发出了天问“忍受这些苦难是为什么？一个可爱的上帝亲自干的事为什么如此残忍？难道只有死亡才能最终揭示人生的意义？”灵肉冲突的困惑与彷徨的心绪弥漫在他的内心，却始终找不到突破，他甚至常常在白天也产生一些奇异的幻觉，看到自己躺在棺架上，周围堆满了花圈。于是不可避免的，伴随着一首交响曲在“他内心的成长”，他又成了这部交响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现实经历的痛苦体验经过内在幻想终于转化为一部具有外在实体的“受难曲”。然而马勒却并非抒发一己之悲，而将其扩大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一桩特殊意义上的的悲剧事件被升华到了音乐哲学的高度。这样，在被称为“葬礼仪式”的第一乐章中，马勒亲手埋葬了第一交响曲中那个步态矫健，神采奕奕的青年英雄。这一年他才27岁。 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早早就完成了，但随后的写作并不顺利。马勒的老师当世的大指挥家彪洛在听到这个乐章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知他的评价是否出于公心，但他一直决绝承认作为作曲家的马勒。显然不能否认这位大权威对马勒创作的影响，因为马勒停下了手中的笔。5年后，他重又回到了总谱边上，一口气写下了三个乐章。然后他又停了下来，不过这次是因为当他决定用文字来表达末乐章的乐思时思路困乏所致。据说他遍寻文学名著，甚至圣经也不曾放过。这真是一个痛苦难产的过程，他甚至将这个过程延续到了彪洛的葬礼上。当“合唱队自管风琴那边唱出了克洛卜斯托克的圣咏《复活》，它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我，一切都清晰鲜明的立在我的灵魂之前”这样，葬礼上马勒竟然萌生了欣喜的念头，“复活”成了这部交响曲一只华丽的凤尾。长期思考得之于偶然虽不鲜见，只是它发生于曾不容于他的先师的葬礼之上，不免让人觉得有趣。 这是一部五个乐章的巨型交响曲，仅第一乐章就抵得上古典乐派一部交响曲的长度了。在第一乐章惊心的葬仪上，哀悼者提出了一个觉醒的人必然面对的那些永恒的问题，诸如我们生存的意义何在？生命是一个悲伤意味的玩笑吗？虽然第二乐章那支舞曲如此美丽圣洁，可看起来也只不过是对幸福时光的一点记忆，因为接下来音乐又回到了疯狂扭曲的现实世界。面对如此强大，几乎不可战胜的命运之力，孱弱的生命似乎也只有借助信仰之舟才可以抵达希望的彼岸，重拾生命的尊严。或许只有这样，前面提出的问题在后面两个乐章才可能得到了解决。（这真是一个文学化的构思）经由第四乐章惨烈的末日审判，音乐被导入最后撼天动地的灵魂复活，文字的介入为音响作了更为明确的指引“人类多么贫困，人类多么悲哀，我多么希望走向天堂。我来到宽广洁净的大道上，一位天使把我阻挡。不，我决不回头。我从上帝那里来，我回上帝那里去。亲爱的主将赐我一丝微光，它将照亮我的路，永恒的幸福地久天长。”生者为过客，死亦为归人，有了信仰的意志支撑，有了再生的信念，马勒不再感到困惑了，他的灵魂变得坚定，强大起来“我挥动羽翼，我飞去我将死去，是为了去生。复活，我将复活。我的心在这瞬间将把我载负到主的面前”至此，马勒完整的表达了他对生死问题的阶段性思考，结论是只有灵魂的复活才能超越肉身的死亡。虽然有人批评其是“一个身陷痛苦的思考者借助灵魂的升华达到情绪的提升，所以虽宏大，庄严，却总感到有些空洞。”“宗教只是他在俗世中向崇高攀缘的梯子”。其实脱了宗教的巢臼，视其为对永恒生命的赞美也未不可。至那时为止，还未曾有过将生命形态展现的如此多姿多彩的艺术品，它既静穆又喧嚣，既惨痛又壮。在希望与绝望，信仰和怀疑之间展现了马勒分裂的人格，而这种对立多元中的统一成就了这部伟大艺术品的内在品格。 2月18日 除夕 没看村晚，因为我是南方人，领悟不了北方语言文化。 其他还是和以前的除夕差不多。 不太喜欢花花绿绿copy群发的短信，还不如不发。至少我不会copy短信浪费别人看的精力。 本命年，祈祷一下。 祝大家新年快乐。 2月8日 女人消费和她们找对象的方式 接下来的分析，可以解释浙江女人相对于广东女人，在找对象时所表现出来的更“现实、精明、势利”的特性，和她们（浙江女人）相对于广东女人更注重即期消费、忽视储蓄是具有一定关联的。 模型假设有A,B两类女人，可以选择C，D两类型男人做对象。C男人具有一定的现期财富（譬如其父母比较富有），但潜质一般，未来预期收入流不如D;相比之下，D更有潜质，但现期财富不如C(譬如白手起家者)。为简化分析，现不妨假定C、D所有期的财富及预期收入之和相等。如果不考虑不确定性，则直觉上选择C、D应该是等同的。但事实上，大部分女人都会选择C。而即使在这里略微提高D的未来收入，使得其总收入流高于C,大部分女人仍然会选择C。 这涉及到人对现在和将来的评价问题。如果对某确定的物品当期的评价比将来的高，那么理性选择会是即期消费而不是留存到下一期。现期和将来的评价的差距，其实可以在每一期的边际消费倾向体现出来（当然不完全是唯一决定）。一个越注重当期，轻视未来的人，越有可能把当期的财富（收入）的更大一部分作为消费而不是储蓄。女人选男人也如此，一个越注重当期，轻视未来的女人，越有可能在恋爱期高呼“存折、房子、车子”一样不能少，而不在乎她的男人潜力及日后对她的注重程度如何。因为即使不考虑不确定性，对很多人而言，将来“消费”的感觉仍然不如现在的好。 以前一边感叹浙江的女人远比广东的女人爱即期消费，一边惊讶浙江女人相对其它地方女人更“精明势利”更爱谈物质基础，后来仔细想想，这两者逻辑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1月26日 中印教育模式对经济增长影响《郭沫若书信集》有感
1965年9月20日的信中说：
“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自由。你说得很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但你太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跟那些无聊无耻的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的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 把学术讨论搞成知识分子萁豆相煎，几乎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通例。 回忆12月28日的黄龙“让青春重来一次”演唱会 本该老早就写这篇的，可因为懒，一直没动笔。但是不写又实在可惜，因此补上。
时间：12月28日晚19：30；地点：杭州黄龙体育馆，事情：“让青春重来一次·经典老歌大型演唱会” 歌曲：郑智化的《水手》《星星点灯》；袁惟仁的《征服》《旋木》《梦醒了》文章的《365里路》《故乡的云》《望天》潘越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爱的箴言》《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苏芮的《牵手》《跟着感觉走》《酒干倘卖无》费玉清的《天上人间》《一剪梅》《千里之外》；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大约在冬季》《狼》；苏芮的《牵手》《跟着感觉走》《酒干倘卖无》 本来作为２０出头的我，不应该参加“让青春重来一次”这类型的活动，可偏偏他们邀请了费玉清大叔，作为难得的在家门口现场聆听费叔的机会，勒紧裤腰带也要争取搞一张门票。 19：20抵达黄龙，问黄牛，曰580卖200，不着急，继续转圈，等到开场10分钟后，问到一张780卖100的，觉得还合理，遂购入。还好只错过了半首《水手》。 郑智化大叔本来就不太稀饭，而且当日据他称是喉咙不舒服的原因，不能完全发挥，听来也只有一般的Ｋ歌水平。毕竟是第一个，现场气氛还蛮活跃。 袁惟仁袁小胖第二个出场。作为著名超女评委的他，一直能给观众宛如近距离的亲切感，自然而不做作，对人、对音乐流露出坦诚态度，让人倍感真挚。他和助手用两把吉他合作了４首歌曲，其中《征服》是在超女比赛中演绎过的，并没有太多的惊艳。真正让我叹服的是《旋木》，质朴、自然的和声演绎让这首原本属于女声独唱的歌曲给听众带来了更多源于音乐的真挚的感动，使我对这位邻家大哥式的音乐人有了进一步的好感。 文章，之前没听说过，听介绍才知道是《故乡的云》的首唱者。一个很厚、很有特点的男中音，歌声中有一点张学友的感觉，鼻音用得更厚，给人于“实力派”的印象。除了唱功，很佩服他调动现场的能力。作为一个不为人熟知的歌手，能做到不冷场，实在不容易。 潘越云一出场，就有一种“怨妇”的感觉，唱歌方式也给人“哀怨”的印象。之前知道她是一个低调的歌手，现场台风果然也比较低调，说话不多，但是不知道她唱过这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几乎每一首我都有印象。难为了“歌红人不红”的潘阿姨。 出场的歌手一个比一个有分量。苏芮奶奶披着金黄色的绸衣，以“复仇女神”形象闪亮登场了。依旧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如此年纪，现场演绎效果竟然丝毫不打折扣，难怪被称为乐坛的“常青树”。 千呼万唤，费叔叔终于出场了！！！他的现场演绎让听众“惊其为天人”！！！如同那个旧年代应有的声音，圆润流长，百转千回，《天上人间》、《天涯歌女》让我们如痴如醉。但是，现场观众更期待的，自然是费哥单人版的《千里之外》。在他和观众的互动交流环节里，观众一方面被他谦虚得甚至有些“过度”的心态所惊叹折服，一方面也很期待他能更快演绎大家期待的曲目，有些观众甚至喊出了曲名作为点播要求。顺应名意，他演绎了完整个人版的《千里之外》。一如唱片里的美感，可惜美则美矣，缺少了周某的演绎总觉得少了某种韵味，虽然个人不喜欢周某。一曲经典的只能用“经典”形容的《一剪梅》过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目送费叔叔离开舞台。 齐秦作为大轴被安排在最后出场，自然是考虑到了他长达数十载的人气和知名度。我对他的唱功不太感冒，跟不喜欢他常拿感情和前女友作宣传的手法。果然，这次他又拿感情生活说事了。他的《外面的世界》确实很有feel，让我回忆起了《如果.爱》的感动，其他不作评价，只慨叹他命太好，能遇到这么多好歌曲。 演唱会结束，匆忙赶回寝室，刚好11点。 12月24日 简评黄金甲 总的来说，不算太差的电影。和《英雄》差不多，比《埋伏》、《无极》要优秀，比《夜宴》略好。 至少没有太明显的硬伤，不像《无极》的无离头逻辑和《夜宴》的滑稽台词那样遭受大众诟病。整个故事叙述基本完整，逻辑清楚。文戏部分，角色特点鲜明（除了周某和三太子），演绎到位。武戏异常壮观，整齐划一，令人赏心悦目。场景铺张，绚丽斑斓但缺乏真实感，符合现代庸俗的宫廷口味，但金灿灿而崭新得让人晕眩的布局远离了历史的真实。 谈谈人物，兼顾角色。 王：发哥扮演的王和巩俐的皇后，是这部片子的核心（远不是宣传的周某）。王是自私、狭隘、凶残、暴戾以至变态的一个人，但也有其复杂的一面，譬如几十年里一直悬挂着唯一爱过的发妻的画像，却舍得在她对其构不成威胁时仍痛下杀手；在三儿刺杀大儿时哭诉咆哮：“他毕竟是你大哥啊！”，却残忍地把同是亲生的三儿鞭打至死，在二儿自尽时冷漠得无动于衷。发哥把王的喜怒哀乐演绎得充分到位且富有解释力和想象空间，不流于表面却也不为凸现复杂而夸大冲突。 皇后：一个非常可怕的女人，甚至比王更具有复杂性。她引诱太子或许是因为对王的仇恨，但却为了捧起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子。巩俐对杰王子所表现的母爱至少在表面上绝不逊于她对太子的畸形爱恋，却策划了这幕让人难以理解的阴谋，不知该归咎于编剧对皇后太子感情戏的铺垫太少，还是为了突现人物内心的戏剧冲突。 太子：阿斗型人物，不讨喜。他在剧中远不如王和皇后及三太子的情感来得冲突。总觉得刘烨在剧里演得很傻，一如在《无极》里那么傻，看到后面才越来越觉得这样演符合人物个性，也越来越觉得他这种自然源于其自身的本色演出。 周某：一个大龙套。佩服张导的人物分配，让几乎不会演戏的周某脱离核心的文戏部分，让他在武戏中耍耍花枪赚赚吆喝，否则他的青稚人物演绎功底将成为电影的瓶颈。一个没有头脑、没有丰富感情和冲突的角色，交由一个不会表达的木头来演绎，最合适。 三太子：突兀，缺乏交待，他的转变，说好听些是big suprise,说不好听是心理变态。 蒋禅：花瓶，不错的花瓶，很嗲。她挑逗太子那段，确实让我有冲动... 蒋禅他娘：唯一不靠身材相貌吸引观众的女角色。演员把她忍辱负重、苦大仇深的情绪演绎十分到位。 蒋太医：中庸的角色，不过不失，没啥好谈。 那些黄金乳？作为吸引愚昧低俗观众的手段是成功的，但跳动的肉团过度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冲淡了戏剧的内涵和情节的连续性。 12月13日 lesson 3: 物物交换、人格化交易等 为什么会有人能够用一根回形针作n次交换后换到价值几十万的物品？
或者仅问，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用市值20元的U盘换几分钱的回形针？ 第一种可能，U盘所有者是笨蛋，此不予讨论。 第二种可能需要加入交易费用为0的假设。在此条件下，如果物品与货币兑换的成本为0，那么U盘所有者完全可以把物品转换为20元，再用其中几分钱转换为回形针。这样，即使他对回形针的评价（需要程度）大于U盘，他也不会直接作物物交易。货币价值的引入其实完全等同于近乎可连续的物物交换模式。譬如用一个U盘可换10个包子，那交换即使不能引入货币概念，交换者也仅会用1个包子换回形针，而保留9个包子。如果这样可选择的交易无穷多而近乎连续，则等价于引进货币度量。因此在此唯一的解释是交换是离散而不是连续的，因此物物交换在价值等量上无法模拟货币形式交易。譬如一个人拿着一不可分割的钻石在沙漠中求水，他愿意拿整个钻石换一杯水，如果没有其他可行的交易。但如果能先等价兑换成1000个包子，那他肯定会保留999个包子，用1个包子换水。 第三种，引入交易费用假设，每次交易额都需要成本，且存在货币度量。为什么要用物物交换？这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这里我所理解的交易成本在这个故事中的作用和史老师的有所不同。史老师认为物物交换比货币交易的交易成本大。但这个事例里刚好相反。一个愿意交换回形针的人是确定的，对U盘所有者而言，直接物物交换，只需要作一次交易。但如果他选择先出售U盘再购入回形针，交易需要做两次，交易费用增加。前者交易是确定的，回形针所有者愿意交换到U盘,如果U盘的需求稀少，则通过货币交易的交易费用更是大大增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erji.net二手区有不少人以图省事愿意同别人作物物交换。 对建筑业管制那段，仅对“由于信息不对称，放开管制会导致市场混乱甚至出现逆向选择”的论调，从自由主义市场的角度就值得大大怀疑。静态、单期的博弈可能会这样，但长期、稳定的市场不可能如此。 “温州模式”、“人格化交易”部分，懒得码字，直接复制粘帖一年前在ｂｌｏｇ上写的评论：
人格化交易为何不是稳定均衡
上周政经课上周老师对史老师等人提出的以规范化、法制化市场机制取代人格化交易持不同的意见，她以温州过去调查到的案例作为其观点的支撑论据，试图论证人格化交易更适应现有的特定地区的文化传承及交易路径。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应该肯定人格化交易能够大大节省交易成本，能节约交易过程中的鉴定、中介、寻租、定金等一大笔费用。这应该是支持者们的主要推崇原因。 就两人交易的动态无界模型而言，路径依赖地进行人格化交易可能是一个均衡，但是这个均衡是非常不稳定的。 首先，这个均衡是一个鞍点式的均衡，因为交易双方采用的是触发策略，一旦有一方偏离，另一方一定会中止往后的一切交易。 其次要考虑的，是改变静态系统的其他因素是否会导致一方偏移均衡。 在封闭的、静态的交易世界中，均衡一旦形成，不需要考虑会有外在因素使其偏离。 但在开放的、动态的交易系统里中，对外在因素起的影响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首要考虑的，是开放式系统外的理念对系统内交易参与者的冲击因素。在流通相对闭塞的年代中，限制于区域内的交易和闭塞的信息使得人格化交易方式不受冲击。但在在市场交易频繁的大潮里，在跨区域交易兴盛、信息流通迅速的今天，不守信用、欺诈拐骗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些都大大冲击着人格化交易参与者的价值理念。 再者要考虑的，是交易参与者的变更。有两个方面会促成此转变。从开放角度上看，频繁的区域性的人员流动势必导致参与交易主体的变更。外来者是否具有当地的交易习俗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从动态角度上看，交易主体更新换代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新的一代处在变革的浪潮中，在不能保证交易的文化传承百分百地被后来者接受的前提下，假定系统内部交易主体不变是值得商榷的。 进一步考虑哪些因素是动摇均衡的主体。 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交易主体的变更速度，如人口流动及新老更替等。前者随着户籍制度开放及收入差异加大等因素在近年逐步提升，而后者相对稳定。 第二考虑的是转移成本，其大小等于一方因偏离人格化交易的约定而受到的惩罚。（这和前面提到的人口流动因素不同）转移所需成本越小，其偏离均衡的诱因越大。许多网上交易的转移成本为零，因此网络诈骗案例层出不穷。 最后要考虑的是外来信息和文化的冲击。这点和前两点相比是难以度量和实证分析的。 结合这些，很难保证人格化交易在现在以及将来仍然是适合市场交易发展的主流方式。它如今仅存在特定的地区，在不存在此交易传统的地区难以推广，而外在及时间因素又严峻地考验着均衡路径的维持。因此即使存在更大的交易费用，规范化、法制化市场机制将不可避免地在以人格化交易为传统的特定区域逐步发展成为主流范式，并在中国其余区域得到广泛确立。 12月5日 lesson 2 权利的界定——有关侵权赔偿的商榷一个原本垄断的软件技术所有企业A，技术被B企业盗取。现要求B对A作出补偿。这个补偿额如何界定？假设获利非零和，两寡头厂商的利润和大于A的垄断利润。 史老师的文章里认为，一种可行的测算方式是，分别算出A垄断时和与B作寡头博弈时的利润，两者相减，差值就是合理的补偿额。这种补偿额是最低限度的补偿，但不一定是最公平合理有效率的。它剥夺了A对B的“否决权”，这个权力应该具有它相应的价值。 有的学者认为，补偿额应该是B的全额利润。这个补偿额无疑是最高限度的，但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它抹煞了B企业对寡头竞争中厂商利润之和以及A垄断利润之间的差值的贡献度。只要这个贡献度大于零，B就应该获得相应的利润补偿，而不应采取全额赔偿。 不难得出，合理的补偿额应该位于这两个界限之间。问题的关键，是界定B究竟侵犯了A什么方面的权利。 不妨对问题作一个转换。考虑一种事先的缔约关系，B企业向A企业购买技术，以获得同A企业作寡头竞争的权利。假设获利非零和，两寡头厂商的利润和大于A的垄断利润，那么在信息对称条件下，这个合约一定能达成。合约的价格，同双方的保留支付（即合约达不成时双方的各自收益）以及各自效用函数相关。这个价格必然介于“寡头竞争中厂商利润之和以及A垄断利润之间的差值”以及“B获取的完全利润”之间。这两者分别是A、B对合约价格接受的底线。 盗取技术作为一种A不知情下的侵权行为，等同于在这个合约议价上对A开出零价格并强制其接受。一个公平、合理的事后补偿额，应该等同于赋予A对合约议价的能力，能使A还原到事前签订合约时的福利状态，也就是说，合理的补偿额应该等同于此合约的价格。 或许有人会问，这个补偿是事后作出的，如何还原这个虚构的事前“讨价还价”过程，确定合约价格？事实上，如果能界定双方的保留支付以及各自效用函数，这个价格可以通过Nash Bargining 模型的方法测算。而就这个特定的案例而言，如果盗窃技术行为已经发生但Ｂ尚未投入生产，那么最简单有效的方案无疑便是制定Ａ、Ｂ间的谈判规则，Ａ有否决Ｂ产品投入市场的权利，而Ｂ必须和Ａ讨价以购买生产和销售权。以此价作为侵权的合理补偿额，一方面完全映照了这个权利的本身（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得双方福利得到帕雷托改进（效率性）。7月11日 虽然这很美好 算起来，使我这辈子第3次碰上如此诡异的事情。
前面不远处就是这次旅程的目的地。我和她历经艰苦，排除了许多困难，才接近这期望已久的终点。 她偎依在我身旁，温情中满怀喜悦的眼神凝望着我：“走吧，前面就到了。” 我接过了她的目光，如此的秀美，不由让我眷恋，却夹杂着丝丝的不安。
就这样，凝望了她好久，一切仿如现实。我松开了她的手，“你，回去吧，回到你应该在的地方，你不属于我．．．．”
“什么？”她疑惑的眼神透露着哀怨。
“因为...我很清楚...这是梦...”
她的表情没有变。
“我知道，我能控制这个世界里的剧情，事实上，这个梦给了我很美好的回忆，我也很愿意在这里呆久一些．．．可是．．．这些毕竟不是真实的，我最终也会醒来，再痛苦的接受这一切的虚假性，明明是虚构的场景，我怎么能够沉湎．．．好了，虽然这里让我很快乐，但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我要醒了．．．” ．．．
挣开眼睛，看了看表，是下午一点半，睡了８个小时。
竟然又一次在梦里明白自己在做梦，继而很轻易的在梦里把自己叫醒。
有时候，真的怀疑这所谓的现实世界和梦有何本质上的差异，至少它们表面上看起来都那么的真实。 7月10日 最后10分钟，其实是在为法国加油 原本是站在中立感情角度，看好意大利的。
但是，一个进攻缺乏章法、想象力，靠破坏进攻龟缩防守甚至各种非技术手段稳坐钓鱼台“熬”胜利的球队，确实不讨人喜欢。
赢球，夺冠，其实最终都是为了获得认同。明白这点，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为了结果而不计较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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